每日廉政快报

日期:2017-09-26来源:姚安县纪委办公室点击:520 字号: 手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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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闻摘报】

党的建设制度改革“立柱架梁”

(来源:人民日报)

有的干部房产情况报告不全,有的干部未报告持有股票情况,有的干部未报告配偶经商办企业情况,均受到相应的组织处理……自今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规定》和《领导干部个人有关事项报告查核结果处理办法》以来,截至7月底,浙江省共重点抽查核实各类对象925人,因不如实报告被取消考察对象资格37人,诫勉11人。这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制度治党持续推进的一个缩影。

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按照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部署要求,党的建设制度改革紧紧围绕坚持党的领导、加强党的建设、全面从严治党,一手抓改革文件出台,一手抓改革举措落实,突出重点、突破难点、深化试点,制定实施了一批力度大、措施实、接地气的改革举措,形成党的组织制度、干部人事制度、基层组织建设制度、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齐头并进、互相支撑的良好态势,为推进党的建设和组织工作注入强大动力。

聚焦主业主干,四梁八柱主体框架基本确立

坚持突出重点、抓住关键,集中力量完成具有牵引性、关键性的改革任务,以点上突破带动面上改革:

——党的组织制度改革重在补空白、立新规。落实《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修订实施《县以上党和国家机关党员领导干部民主生活会若干规定》等,党内政治生活的政治性、时代性、原则性、战斗性不断增强;修订实施《中国共产党发展党员工作细则》,突出政治标准、严格程序要求,为建设高素质党员队伍提供制度遵循;修订实施《中国共产党地方委员会工作条例》,制定《中国共产党党组工作条例(试行)》,为健全党委(党组)运行机制、发挥领导核心作用提供了重要支撑。

——干部人事制度改革重在树导向、强监管。坚持党管干部原则,坚持好干部标准,强化党组织领导和把关作用,把党组织领导把关贯穿干部工作各方面和全过程。以修订落实《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为牵引,构建精准科学的选人用人机制,大力培养选拔党和人民需要的好干部,有效破解选人用人“四唯”问题;制定实施《关于加强和改进优秀年轻干部培养选拔工作的意见》,进一步拓宽来源、优化结构、改进方式、提高质量;改进政绩考核机制,有效遏制“形象工程”“政绩工程”以及不担当、不作为、乱作为问题;修订实施《干部教育培训工作条例》,强化理论教育、党性教育和专业化能力培训,有效发挥补钙壮骨、固根守本作用;改进完善干部实践锻炼机制,平级择优选派干部援藏援疆援青,开展中央单位干部定点扶贫挂职,推进东西部扶贫协作干部人才选派工作,改进西部地区和其他少数民族地区干部挂职锻炼工作,组织开展中央单位和省区市中青年干部双向交流,进一步优化干部成长路径;进一步规范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产生与管理,切实提高人选素质;完善从严管理干部队伍制度体系,坚持抓早抓小,突出长管长严,切实加强日常管理监督,干部管理从宽松软走向严紧硬。

——基层组织建设制度改革重在强基础、补弱项。出台国有企业、社会组织和中小学校、民办学校、中外合作办学等领域党的建设制度,薄弱环节基层组织建设得到加强。陕西省认真贯彻落实中央《关于加强民办学校党的建设工作的意见(试行)》,集中推进民办中小学“两个覆盖”,组织覆盖率从不足50%提升到69.7%。持续开展市县乡党委书记抓基层党建工作述职评议考核,2014年以来,全国先后有70.8万名党组织书记参加、375.1万名党员群众代表参与,各级党组织书记管党治党意识明显增强、责任有力落实。

——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重在增优势、添活力。制定实施《关于深化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的意见》,加强顶层设计,提升改革系统集成能力;分类推进人才评价机制改革,突出用人主体在职称评审中的主导作用,提高人才评价的科学化、市场化水平;加强外国人才引进和永久居留服务管理、国际组织人才培养推送,完善引才荐才机制;推进“千人计划”“万人计划”,完善实施办法,提升重大人才工程实施质量和效益,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人才制度优势逐步显现。

突出问题导向,一批重点难点问题次第破解

改革就要对着痛点难点去。党的建设制度改革聚焦找准症结、开好药方、提实措施,一个问题一个问题跟进解决,一个方案一个方案有序推出,一个节点一个节点扎实推进:

——对干部群众反映的突出问题,釜底抽薪、源头防控。制定实施《关于防止干部“带病提拔”的意见》,实行党委书记、纪委书记在人选廉洁自律结论性意见上“双签字”制度,明确干部档案“凡提必审”、个人有关事项报告“凡提必核”、纪检监察机关意见“凡提必听”、线索具体有可查性的信访举报“凡提必查”,有效解决研判不透、把关不严、考察不准、责任不清等问题。改进推荐方式和考察办法,不搞“海推”,在广泛谈话调研基础上,结合会议推荐,综合分析确定考察对象,提高民主质量、人选质量。建立干部选拔任用纪实制度,加强全程监督,对说情打招呼、跑官要官、拉票等违规情形记录在案,形成用人上的“负面清单”。

——对长期在原地打转转的老大难问题,多管齐下、标本兼治。制定实施《推进领导干部能上能下若干规定(试行)》,有效解决“下”的标准不明确、程序不规范、渠道不畅通、责任不落实等问题,推动优者上、庸者下、劣者汰。截至2017年5月底,全国运用《规定》调整县处级以上干部22355人。天津市认真贯彻中央《规定》精神,及时制定出台实施细则,全市共调整干部1853人,其中厅局级108人、县处级746人、乡科级999人;问责294人、因不适宜担任现职调整376人。制定实施《关于县以下机关建立公务员职务与职级并行制度的意见》,有效解决基层干部职务晋升“天花板”问题,截至目前全国已有100万基层公务员受益。

——对制度操作性不够的问题,完善程序、释放效力。针对领导干部个人有关事项只报告不核实问题,修订实施《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规定》,制定《领导干部个人有关事项报告查核结果处理办法》,规范集中填报、加强抽查核实、依规进行处理,初步建立了中国特色领导干部个人有关事项报告制度,三年来全国因不如实报告受到处理的干部12.5万人。针对一些地方和部门提醒、函询、诫勉制度落实不到位问题,制定《关于组织人事部门对领导干部进行提醒、函询和诫勉的实施细则》,细化适用情形和操作程序,对干部的苗头性、倾向性问题及时提醒纠正,2015年下半年以来,组织部门共提醒、函询、诫勉干部63万多人,红脸出汗、咬耳扯袖已成常态。

——对改革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及时回应、突破创新。针对生态文明建设中存在的问题,制定实施《党政领导干部生态环境损害责任追究办法(试行)》,为牢固树立新发展理念起到有力推动作用。针对高校、科研院所科研项目资金管理不够完善问题,出台一系列激励创新创造的改革政策,受到广大科研人员的欢迎。针对有的主管部门下放用人自主权时缺乏后续监管服务措施、新老政策转换出现断档问题,及时督促用人主体制定承接办法和操作细则。

注重精准发力,推动改革举措落地生根

把抓落实作为改革工作的重点,培训解读、政策解释、典型引导、专项治理、重点督察,打好“组合拳”,做到出台一件、落实一件:

——结合党内集中教育推动落实。改革需要因势而动、顺势而为,借势发力、拓展深化。在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中,落实薄弱领域基层党组织建设、整顿软弱涣散基层党组织、党员教育管理等制度,社会组织党组织应建已建率达99.23%,持续整顿软弱涣散村(社区)党组织,处置不合格党员。在“三严三实”专题教育中,认真落实《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等干部政策规定,树立正确选人用人导向。在“两学一做”学习教育中,抓好党员组织关系排查等7项基层党建重点任务落实,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

——专项整治重点落实。从党员干部关注的焦点、人民群众反映较多的热点入手,找准改革的切入点,下猛药、出重拳。以消化存量、严控增量为重点整治超职数配备干部,全国共清理消化超配副处级以上领导职数4万多名。集中清理党政领导干部在企业兼职4万余人次,清理退(离)休党政领导干部和国有企事业单位领导人员在社团兼职5.6万余人次。加强“裸官”治理,开展干部人事档案专项审核,集中整治档案造假,都取得明显成效。

——完善政策精准落实。改革是一个不断纠偏堵漏、细化深化的过程。坚持边推进边改进,不断研究新情况新问题,不断深化认识、完善举措,提高政策落实的精准度。制定《关于〈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若干问题的答复意见》,对动议环节如何把握等作出明确解释。在落实配偶移居人员任职岗位管理、领导干部兼职、出国(境)管理等制度时,把高校、科研院所和海外引进人才与党政领导干部区分对待,完善制度、审慎操作,做到一把钥匙开一把锁。

——从严督察深化落实。把督察作为疏通堵点、传导压力、推动落实的重要方法,坚持“谁主持制定、谁督促落实”,先后对《党政领导干部生态环境损害责任追究办法(试行)》《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关于防止干部“带病提拔”的意见》《推进领导干部能上能下若干规定(试行)》《关于加强社会组织党的建设工作的意见(试行)》《关于在深化国有企业改革中坚持党的领导加强党的建设的若干意见》《中国共产党地方委员会工作条例》《中国共产党党组工作条例(试行)》等多项改革任务进行督察,梳理汇总发现的问题,及时督促整改,督在实处、察在要害,以强有力的督察把改革举措落实到神经末梢。

 

【学思践悟】

总结全面从严治党成果,让制度更加科学严密之三

确立够得到的高标准

(来源: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

制度建设是全面从严治党的长远之策、根本之策,制定制度的科学水平直接影响到党的建设实效。要求真务实,体现科学精神,为党员干部树立起看得见、跳一跳能够得到的高标准,确保法规制度立得住、行得通、管得牢。

制度治党要靠党章党规党纪。党章是最大的规矩,党规党纪是党章要求的延展。立规修规首先要从深入研读党章入手,将党章规定具体化、程序化、系统化,确保体现党的原则和要求。要探究理论源头,梳理马列主义经典著作中的相关论述,从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中寻找答案,把握制度建设的内在规律和逻辑。不了解历史就弄不清现实,更无以探究未来。要把当前亟需解决的问题摆到历史中去回放,掌握制度产生的过程,追根溯源、捋清来龙去脉,了解这项工作的继承与发展,把为什么修改、怎么修改想透彻、说明白。要将党的建设新理念新思想新实践贯穿于制度创新全过程,坚持纪严于法、纪法分开,运用党言党语表述,充分体现党内法规制度的特色。

制度建设的关键在于要义明确、拿捏适度、简便易行。有的制度对“质”的规定多、“量”的规定少,过于原则、口号大于效力,结果形同摆设。有的定得过细,措施不切实际,把笼子变成了箱子,导致法不责众,损害了制度严肃性。有的过于笼统、弹性空间大,成了牛栏关猫,致使很多问题不仅没有遏制住,反而愈演愈烈。“制度”二字有着深刻、辩证的内涵,“制”是规则和标准,而“度”则是分寸和火候。过错过错,过了就是错,真理越过一步便是谬误。扎紧制度笼子决不意味着标准越高、要求越严越好,如果调门定得太高,在实践中行不通,就成了空中楼阁。法规制度不在多,而在精;不在形式花哨,而在务实管用、简便易行。要坚持高标准和守底线相统一,高标准要蹦起来够得到,守底线要明确划出基本规范,由浅入深、由易到难,恰如其分、宽严相济,循序渐进将笼子一步一步扎紧。

制定制度不是做文章,不能脱离实际搞逻辑推演,形式看上去很完美、结构严密,却内容庞杂、程序繁琐,让人看不懂记不住做不到。要有理想但不理想化,从典型案例中找出漏洞和不足,从实践中提炼具体管用的招数,删繁就简,突出重点,一目了然,确保能够盯住人看住事。承诺高,期盼更高。制度一旦发布实施,群众就会用这把尺子去衡量,这就倒逼制度建设要科学合理、务实管用。立规修规必须经得住“三问”,首先要把自己摆进去,看看自己能不能做得到、经受得住,做不到的宁可不写,写上了就要能约束住大多数。要把杠线确定在“关键少数”能带头执行、多数人能遵守,为执行制度打下坚实基础。

 

【理论视野】

走内涵式发展道路

——深化纪检监察体制改革之二

(来源:中国纪检监察报)

“调整内设机构,中央纪委纪检监察室从8个增加到12个,执纪监督部门和人员分别占到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总数的近70%;31个省级纪委纪检监察室增加61个,调整后达到231个,增幅达到36%。”

“清理议事协调机构,中央纪委参与的议事协调机构从125个精减到14个;省区市纪委参与的议事协调机构精简比例高达90%。”这“一增一减”的两组数据,呈现出纪检监察机关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加强内设机构建设的一份成绩单。

改革,本质是组织和制度的创新,必然是“里子”的变革、“内涵”的深化。

五年来,纪检监察机关围绕深化纪检监察体制改革总体部署,抓立行立改,抓内涵发展,抓任务落实,通过调整内设机构和组织创新,内部挖潜从自身寻找动力,聚焦主业不断创新监督活力,更好地履行起党章赋予的监督职责。

找准职责定位,推动理念创新和方式转变

“过去机关专职监督执纪人员占比不高,办案经常感觉人手紧张。经过内设机构调整,围绕执纪监督工作来设置机构、配备人员,工作重心更加向执纪审查倾斜。”陕西省纪委相关负责人介绍。

近年来,陕西省纪委下大气力推进组织创新和体制机制改革。经过两轮内设机构调整,纪检监察室由3个增至7个,从事执纪监督人员行政编制由33名增至117名,占到机关行政编制的64.3%以上,执纪监督力量显著增强。这是省级纪委落实中央纪委深化“三转”要求推进内设机构调整的一个缩影。

定位准,才能责任清。十八届二中全会后,中央纪委从更好地履行职责出发,转职能、转方式、转作风,聚焦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率先开展内设机构调整,其内部机构设置、人员配置随之进一步向办案倾斜。

2013年5月,中央纪委完成第一轮机构改革。在27个内设机构的编制下,做了两个“加减法”:增加两个纪检监察室,由8个增加到10个,将原党风廉政建设室与原纠风室合并成立党风政风监督室,将原执法监察室和原绩效管理监察室合并成立执法和效能监督室。

2014年3月,中央纪委完成第二轮机构改革。纪检监察室总数再由10个增加到12个;将办公厅、监察综合室整合为办公厅,将党风政风监督室、执法和效能监督室整合为党风政风监督室;将预防腐败室、外事局整合为反腐败国际合作局。同时,新设纪检监察干部监督室,在原有的干部室基础上组建了组织部,在宣传教育室基础上组建了宣传部。

经过两次改革,中央纪委在内设机构总数、行政编制、领导职数总量“三不增”的情况下,把更多力量压到主业上。省、市两级纪委也相应完成内设机构人员调整,31个省级纪委平均增加了2个纪检监察室。

“我看过一组统计数据,近年来,全国纪检监察机关立案结案数量每年均呈现大幅增长态势。这与纪检监察室的大幅增加、更多力量压向主业不无关系”,中国纪检监察学院副教授贺夏蓉说。

对此,中央纪委第二纪检监察室的同志深有体会:“‘三转’可不是简单的机构调整和人员整合,而是依据党章对纪检工作职责定位的重新校正,有力推进了纪检工作方式转变和理念创新。”

清理议事协调机构,减法做出加法效果

改革,首先要从内部挖掘潜力、从自身寻找动力。

细心的人还会记得,“三转”之前,绩效管理、征地拆迁、招标投标……纪委参与的议事协调机构、各类领导小组不少,往往是种了别人的田、荒了自己的地。

“过去我们的许多工作超出职能边界。市纪委参与的议事协调机构一度达到151个,我也曾担任多个领导小组的组长或指挥部的指挥长,几乎天天有任务,基本没有精力抓主业。”对此,山东省泰安市纪委书记感触颇多。

清理议事协调机构工作,就是着力解决过去“职能发散、战线过长”的问题,坚决把不该管的工作交还主责部门,将执纪监督力量集中释放在主业主责上。这是深化“三转”必须克服的一道“关口”。

“建议将开展村集体‘三资’管理制度落实情况专项监督检查,查处侵占集体‘三资’的违纪违法行为的主责部门为市农委和市纪委。”改为“开展村集体‘三资’管理制度落实情况专项监督检查主责部门为市农委,查处侵占集体‘三资’的违纪行为的主责部门为市纪委。”这是2015年4月24日,湖北省武汉市纪委对该市农委的一份征求意见函给予的明确回复。

一处小小的改动,背后彰显的正是“监督的再监督、检查的再检查”这篇“三转”的大文章。

定位不准、方向不对,干得越多就会偏得越远。纪委聚焦主业主责,同时也要敢于对监督执纪问责工作范围之外的交办任务说“不”,以此体现责任和担当。

“减法做出了加法效果”,武汉市纪委相关同志这样评价精简议事协调机构带来的变化,“取消或退出,并不意味着不监督了,而是监督方式的转变。通过清理,纪委将精力集中到对职能部门履职情况的监督上来,实现了由面面俱到向术业专攻、由四面出击到重点突破、由过程参与到聚焦执纪问责的三大转变,效果必然是查处违纪案件数量大幅上升。”

通过组织创新,完善内部监督机制

“中央纪委第四纪检监察室主任魏健,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组织调查;中央纪委副局级纪律检查员、监察专员曹立新,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组织调查”。

2014年5月9日、5月19日,短短十天不到的时间,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的两则通报在社会引起轰动。引起人们关注的,不仅仅是中央纪委执起纪律戒尺打向自己的干部,还在于这两则通报距离刚刚在机构改革中新增的干部监督室成立不足三个月。

己不正,焉能正人?纪检监察机关不是保险箱,纪检干部也没有天然免疫力。2013年1月,十八届中央纪委三次全会明确提出,从组织创新和制度建设上加强和完善内部监督机制,用铁的纪律打造过硬队伍。2014年3月,中央纪委成立纪检监察干部监督室。

“干部监督室主要着眼于加强对中央纪委监察部机关、中央纪委派驻纪检组、各省区市纪委相关纪检监察领导干部的自我监督”,干部监督室相关负责人介绍,干部监督室成立以来,直接立案查处和督办了中央纪委机关魏健、曹立新,山西省纪委原常务副书记杨森林、省监察厅原副厅长谢克敏,广东省纪委原副书记、省监察厅原厅长钟世坚等一批纪检监察干部严重违纪案件;并承担了有关“一案双查”工作,对履行监督职责不力的纪检监察干部进行了问责。

“纪检监察干部监督室,正是纪委实施组织制度创新、强化自我监督的成果。通过教育干部增强纪律观念,改进干部管理和选拔方式,加强对重要岗位和关键环节监督,完善重大事项报告、回避、保密制度,保持纪检干部队伍的纯洁。”湖南省廉政建设协同创新中心主任邓联繁这样认为。

如今,各级纪检监察机关早已适应在监督下开展监督执纪问责工作。在自我监督的问题上,一样也有“两个责任”。

“亲自审阅反映纪检监察干部的信访件特别是纪检监察领导干部的信访件,并提出处理意见;经常听取干部监督工作情况汇报,对存在的问题进行研判、排查……”这是湖南省各级纪委书记“责任清单”中的明确规定。

“信任不能代替监督,最重要的是靠制度。”湖南省纪委干部监督室同志介绍,为压实干部监督工作责任,省纪委分别出台各级纪委书记和各级纪检监察干部监督室“责任清单”,从六个方面明确了纪委书记的主体责任和干部监督室的监督责任。

 

让好支部成脱贫主心骨

(来源:中国纪检监察报)

到2020年实现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贫困县全部摘帽,是我们党许下的庄严承诺。当前脱贫攻坚到了啃硬骨头的阶段,面临不少问题和挑战,其中之一便是深度贫困地区村级党组织软弱涣散、战斗堡垒作用发挥不充分。去年以来,全国已整顿3万多个软弱涣散贫困村级党组织,调整充实5000余名党组织书记。

火车跑得快,全靠车头带。作为党的工作最坚实的力量支撑,基层党组织直面群众,是党的政策的直接执行者、带领群众脱贫致富的引路人。然而从监督检查和执纪审查看,有的深度贫困地区村级党组织表面一团和气,实际一盘散沙,“两委”成员心不往一块想、力不往一块使,班子内耗严重;有的作风飘浮,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风气并存,不干事不作为,影响政策在“最后一公里”的落实;有的基层党员干部公然违纪违法,侵占克扣扶贫资金,甚至成为“村霸”横行乡里。凡此种种,不仅使党的好政策走了形变了样,还严重违背党的宗旨理念,动摇党的执政根基。

对于深度贫困地区来讲,给钱给物还要给个好支部。基层党组织是我们党全部工作和战斗力的基础,完成脱贫攻坚任务,必须充分调动基层党员干部的积极性。只有基层党组织坚强有力,党的好政策才能得到贯彻实施;只有基层党员干部充分发挥先锋模范作为,群众脱贫致富才有主心骨、领路人。实际上,诸如兰考、井冈山等率先摘掉贫困帽子的地区,无不有坚强有力的党组织做支撑。

夯实基层党建与实现脱贫致富相辅相成。打赢脱贫攻坚战,最终依靠的是人。深度贫困地区脱贫攻坚,尤其要加强第一线的组织领导。村看村户看户群众看干部,基层党员要真正沉下心去,发挥表率作用,团结班子凝心聚力,带领群众一起实干。

脱贫攻坚是党组织锻炼干部、考察干部的重要平台,也是党员干部施展才华、建功立业的成长舞台。广袤天地大有作为,作为基层党员干部,应该在严肃的党内政治生活中不断淬炼党性,在艰苦的实践锻炼中磨砺为民服务本领。各地各部门对基层党组织平时应多帮助指导,发现问题及时指出,对害群之马严肃惩处,确保干部队伍纯洁干事有力,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在脱贫攻坚中的战斗堡垒作用。

 

【反腐观察】

整治“酒规矩” 树立新风尚
——党员干部违规饮酒问题透视

(来源:中国纪检监察报)

江苏省盐城市亭湖区政府接待办违规购买使用高档酒水,多名领导干部因此受到党纪处分;

北京市密云区委党校违规购买使用高档酒水,校党委副书记、常务副校长赵金祥受到党内警告处分……

9月20日,中央纪委公开曝光五起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典型问题。从曝光案例不难看出,在高压之下,仍有一些党员干部对中央三令五申置若罔闻,在公务接待中违反纪律。

常言道:“巴豆虽小坏肠胃,酒杯不深淹死人。”在中央八项规定精神深入人心、作风建设不断强化的今天,那些还徜徉在酒杯中无法自拔的党员干部,都该醒醒酒了!

勾兑了个人私利,稀释了干群深情

黑龙江省副省级干部付晓光恐怕没有料到,自己的政治生命会猝然断送在几杯“酒”上——

2013年7月,付晓光带领亲属前往镜泊湖风景区旅游,接受当地有关部门负责人公款宴请,大量饮酒并造成陪酒人员“一死一伤”严重后果。付晓光因此受到留党察看一年处分,由副省级降为正局级。

曾几何时,公务接待一度成为了“酒桌交际”,可谓无酒不欢、无酒不成席。有的干部即便喝得“一只手拿药瓶,一只手抓酒瓶”,也还是乐此不疲,因为“不喝酒不办事”“酒瓶就是水平,酒风就是作风”等酒桌亚文化已被一些人奉为圭臬。

党的十八大以来,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纠正“四风”取得显著成效,公务接待中的歪风也得到了很大程度遏制。但与此同时,仍有一些人明知纪律规定,却依然故我,变着花样顶风而上。

“歪曲的酒文化为何难以根治?因为它曾一度成为一些地方的官场潜规则,异化为官官之间、官商之间勾兑感情、利益输送的媒介,而勤俭节约的优良传统、廉洁自律的为政道德等在酒水的浸泡中逐渐扭曲。”北京大学廉政建设研究中心副主任庄德水表示。

安上铁夹板,紧上螺丝扣

“自2017年9月1日起,全省范围内的公务活动,一律禁止提供任何酒类,一律不得饮用任何单位和个人提供的任何酒类,包括私人自带的酒类。”近日,贵州省委、省政府办公厅出台公务活动全面禁酒规定,引起舆论广泛关注。

一杯酒就是一个作风窗口。作为拥有多个知名白酒品牌的贵州省出台这一“禁酒令”,无疑具有十分积极的意义。

据了解,早在2013年年底,中办、国办就印发了《党政机关国内公务接待管理规定》,要求工作餐应当供应家常菜,不得提供香烟和高档酒水。

近年来,许多地方和部门陆续推出升级版的“禁酒令”,对时间场合、饮品种类等多个方面的限制进行了升级。例如,从工作日午间不得饮酒,扩大到工作日、工作时间不得饮酒;除外事、招商引资等特殊情况经批准可饮酒外,其他公务接待一律不准饮酒;从不得提供高档酒水,严格为不得饮用含酒精饮料或任何酒类。

付晓光事件发生后不久,黑龙江省委办公厅、省政府办公厅出台了《黑龙江省党政机关公务接待管理办法》和《关于进一步明确公务接待的通知》,明确规定“省级领导班子和省直单位公务接待中一律不允许饮酒”。

在五粮液的生产地,有“中国酒都”之誉的四川省宜宾市,300余家餐饮酒店前台均设置了“廉洁提示牌”,并附举报电话,提醒党员干部“勿铺张浪费、严禁私餐公请”。如若发现公职人员违规饮酒的,一律先免职再处理。

值得注意的是,针对现实中一些党员干部以接受商务宴请为名规避纪律规定的问题,中央纪委有关负责人在此次通报中强调,“严禁党政机关的党员和干部接受商务宴请,严禁国有企事业单位和金融机构以商务接待名义宴请党政机关党员和干部”。这为进一步扎紧制度笼子,堵住制度漏洞提供了方向。

酒精浓度降下去,干部作风硬起来

有一件事,令黑龙江省佳木斯市委常委、市纪委书记顾百文至今念念不忘。

“我担任望奎县委书记期间,一个在省直部门担任领导的大学校友到望奎县检查工作。晚餐时我问他:‘个人拿酒行不行?’他坚决不同意,就说按要求简简单单用餐,‘我们要叙旧,就赶什么时候清闲了,到自己家里,吃自己家的菜,喝自己家的酒,叙同学情。’”“这件事虽小,但我真切地感受到新风正气又回来了。”顾百文说。

辽宁省沈阳市于洪区副区长郭忠孝与顾百文有着相似的感受。“现在‘不喝酒也能招好商’已是共识。‘在酒桌上增进情感’是虚的,关键政府要依法依规办事、让合同落地。”

随着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的深入贯彻落实,各地“禁酒令”的陆续颁布和实施,公务接待中的“酒规矩”发生了显著变化。对党员干部来说,“恶醉强灌”的委屈少了,“花天酒地”的风气变了,餐桌上嗅不到的“酒精浓度”,恰恰体现了干部执行规定的“作风硬度”。

“我们县医院体检中心近几年干部体检统计数据显示,与饮酒有关的酒精肝、脂肪肝等各类疾病比例明显下降,干部群体身体健康水平逐年上升。干部们摆脱了人情往来的束缚,也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学习、调研了。”山东省临邑县一名干部告诉记者。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程文浩认为,公务活动禁酒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出台禁令只是第一步,但只要咬紧牙关坚持下去,必然会从量变到质变,最终形成新的风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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